《中国戏曲发展史》，
廖奔、刘彦君，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当今中国戏曲历史及理论研究的园地中，廖奔、刘彦君夫妇是一对辛勤耕耘者。近几年来，他们不断地有大作问世，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世纪将尽的时候，他们合作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本煌煌140万言的4卷本巨著，称得上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新硕果。
这部著作的特点之一是内容覆盖广阔。既有的戏曲史著作中不曾涉及或者虽有涉及但述而不详的问题，在本书中得到了足够的阐述。因而，就横向的宽度而言，本书是有很大突破的。
近十余年来，在“文化热”的波浪中，戏曲发生学的研究有了不少推进。对中国祭祀和祭祀仪式性戏剧的研究，对中国南北各地民间目连戏和傩戏的研究，成了海内外学人大感兴趣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方面的内容在《中国戏曲发展史》得到了生动的反映。此书“原始戏剧形态”章以丰富的史料和文物为凭借，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原始祭仪向戏剧靠拢的可能性，同时又论证了中国文化中的礼制规范如何束缚了史诗的产生也束缚了宗教仪式向戏剧的发展。这种观点是颇为新颖的。首卷上编还开辟了“特殊戏剧样式的缘起”专章，论说傩仪及其戏剧性转化，并论说目连戏的缘起。
《中国戏曲发展史》特点之二，是内容审慎可靠。一部历史著作要提供给读者的东西，从材料到观点都应该是可靠的。这需要作者有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需要有坚定的唯物史观。在这方面《中国戏曲发展史》是很可取的。
一是对掌握了足够的史料和证据，经缜密的研究和思考，已获得认识上确凿把握的问题，淋漓酣畅地说透，说得令人信服。对戏曲史上长期说不清的事物，作者有新的发明，也充分论说，务求其服人。如戏曲的女角色为什么称做“旦”？从明代以来，朱权、徐渭等就试图解释，但越说越糊涂。此书则采取一种新的说法，认为“旦”是汉代以后从西域输入的外来语的词根。在印欧语系、闪语系里，DAN或TAN是与舞蹈有关的词根。汉代以后，它伴随着西域舞蹈输入中国。唐宋时期经常用旦字指称舞蹈者或表演者。舞蹈古代大多由女乐担任，而且旦的异体字又有女旁的“妲”字，于是“旦”渐渐成为女性的代称。此说使人耳目一新。
一是对于戏曲史上一些比较复杂的事件和复杂的人物尽可能地根据事实做出公正的结论。比如，把元杂剧定性为“时代的激愤”；以“肯定欲望”、“任性而行”、“冲决藩篱”、“沉重的思考”来描述明代万历戏剧思潮；用“鼎革的沉重心理印痕”、“愁绪哀思又一代”、“劝惩救世”、“戏剧媚世”等概括清代戏曲的各个方面，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对各个历史时期戏曲创作潮流的把握比较准确。再如，论及李渔，作者说他“是一个有着诸多创获而又带有明显人格缺陷的人物”。作者用“失意的苟且”和“卑微的格调”来概括李渔的生平及其创作。同时，把李渔定为“中国戏曲理论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家”。这种评价无疑也是中肯的。我想阮李在世大概也找不出鸣冤叫屈的充分理由。
一是对一些无确凿证据的问题，努力研讨，但不轻易下结论。或诸说并存，或只作分析待结论于未来。例如，因文献的矛盾，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籍贯至今有不同的说法，作者列举大都人、燕人、解州人、祁州人四种说法。又如因文献的匮乏，明代前期南戏声腔很难说清楚。作者对海盐腔、弋阳腔和昆山腔作了尽可能明晰的叙说，对清代以来已经迷失的余姚腔，则不妄加描述以免混淆视听。再如根据清代文人笔记，乾隆年间北京高腔有“六大名班”。可是，文人们随手一写并不负责任，所以这六大名班的名称今天已不能确切知道。尽管如此，本书作者还是多方引证，努力解说，最后仍然以“录在此处，以待它证”作结。这种态度是认真负责的。
总之，《中国戏曲发展史》以其鲜明的特色和宏大的气魄立足于戏曲史专著之林，在新一代学者中已可自成一家。要说此书的不足之处，我觉得是全书煞尾过早，洋洋宏论到清乾隆、嘉庆间戛然而止。道光以后一个多世纪以来，京剧形成、新剧种繁生、戏曲改良等波澜壮阔的戏曲现象没有得到反映。询之知情人，告曰分卷著述尚有第五、第六。那只好翘首以待了。
 |
